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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媒体传播背景下当代贵州文学的改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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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6 02:39: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编者按:本文刊载在2014年4月《贵州社会科学》第4期上,是贵州省社科规划项目“当代贵州文学发展向文学传播转向的策略研究”(课题编号:11GZYB45)和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重大招标项目“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影像化开发与跨媒介传播研究”(课题编号:12ZD001)成果,第一作者吴海进为该课题负责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第二作者颜春龙,博士,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

    摘  要跨媒体传播环境已成为影响文学发展的重要生态,据此当代贵州文学要打破“纯文学”的思维定势,以“泛文学”的思维方式来转换当代贵州文学话语系统及其文本的存在样态,即实现当代贵州文学的改编,以便促使其在传播领域中实现参与文化建设的功能。文学改编过程中,要坚持打造“贵州印象”的指导思想,文本二度生产要突出贵州符号的文化象征价值,对经典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作影视化改编,对贵州散文诗作声像化改编。在跨媒体传播时代,实现当代贵州文学的改编对推动当代贵州文学发展、文化繁荣、形塑贵州新形象、凝聚“新贵州精神”有着深远的意义。

    跨媒体传播是某一媒体与其他媒体联合,将同一信息制成不同符号系统在不同媒体间传播的模式。就文学阅读而言,“跨媒体传播凸显阅读及信息接受过程中的视听成分,使得人们调整阅读过程中感官投入的分配比例,以便获得传播效果的最优化。”(南长森、朱尉《跨媒体传播与国民阅读方式变革对文化消费的启示》)文通过不同传播技术文学以图片、声音、动态影像等多种符号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日渐消弭自身的边缘化处境而获得发展空间。“文学媒介化”正成为当代文学在新世纪发展的显著特征[1]。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当代贵州文学的发展问题,实际上也是探究其发挥参与贵州文化建设的功能问题。固然要坚持文学精品意识,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内在审美价值和艺术水平,但更需要从文学话语转换及其传播方式上思考其文化价值的实现意义。传媒环境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生态,或者说传播成为文学实现价值的关键因素。因此,打破“纯文学”的思维定势,以“泛文学”的思维方式来转换当代贵州文学话语系统及其文本的存在样态,实现当代贵州文学精品的改编。这对推动当代贵州文学发展、文化繁荣、形塑贵州新形象、凝聚“新贵州精神”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文化价值。
    一、当代贵州文学改编指导思想:打造“贵州印象”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在2010年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纲要》,并提出“将文化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的重大决策,并以打造总体性文化品牌“多彩贵州”为核心,这符合当前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发展文化产业,除了资金投入、园区建设、项目规划等显性要素外,还需要媒体之间的合作、协助,利用跨媒体传播优势,为本省文化产业发展造势,制造贵州“文化话题”,提升新时期贵州精神的内驱力和对外传播的影响力。当代贵州文学,作为贵州精神文化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有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同时具有文化教育、文化传播的社会商品属性。然而语言文字符号塑造的艺术形象,具有想象的抽象性、间接性和不确定性,不同的读者容易产生不同的理解,难以形成统一的价值判断和认同意识。因此,当代贵州文学若要占据国内一定的文化话语空间,就要改变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使以静态文字符号为主的文学作品在二度创作即改编中,转化为可听的声音符号、可观的图像符号、可触的文字符号等多维的、动态的、呈几何叠加的视听符号体系。
    当然,实现文学改编的前提是,要创作出符合贵州社会发展趋势的文学精品。就目前而言,贵州省内王华、肖勤、肖江虹等中青年作家已具备相当的创作实力,王华的《旗》《傩赐》《家园》《花河》等中长篇小说,肖江虹的《百鸟朝凤》和肖勤的《暖》等中篇小说,已在国内都引起知名评论家关注,而且部分作品被国内知名电影导演相中并着手拍摄成电影,如王华的《旗》被第五代导演梁明拍摄为电影《等开花》、《傩赐》被年轻导演陈鹏翱拍摄为电影《白太阳》(后经电影局审查,改名为《秋秋》),肖江虹的《百鸟朝凤》被第四代著名导演吴天明拍摄为同名电影,肖勤的《暖》被导演朱一民拍摄为电影《小等》(资料来源于新浪网“坐家王华的博客”、“仡勤的博客”和“肖江虹的博客”,三位贵州作家均在博文中写到自己的作品被导演着手拍摄为电影的事实,时间均在2010到2012这个时间段。多位作家的作品被同时改编为影视作品,在此前实为罕见。)。在国内电影业不景气,好的电影脚本匮乏的当下,诸多导演把目光投向贵州作家及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讲,说明当代贵州不乏优秀的文学作品。然而出现省内作家“墙外香”的尴尬境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结为省内媒体传播力度欠缺,在大众中往往产生当代贵州没有好作家、更没有好作品的误判,加之舍近求远的心理,更是对贵州省内作家及其作品成就视而不见。在大众传播环境中,文学问题不能仅限于审美层面,文学的影响力也不能仅通过其“自足性”自动形成,更是一个个媒体环境造就的“传播事件”。如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国内外媒体一时蜂起,各种话题随之见诸各类媒体,由此也引起了大众对与其前期作品的关注热潮,甚至产生对其故乡高密的关注热情,形成了一系列的媒体造势和顺势效应。同样,贵州省内媒体必须加强联合,协同创新,凝聚对外传播的集中优势,有目的地向省外输出“贵州符号”,形成当代贵州媒介符号识别系统,打造“多彩贵州印象”。这对提升新贵州的文化内涵,为贵州的“内涵式”发展争取文化领域的生存空间都有深远意义。
    经过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贵州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改变了贫穷落后、交通闭塞、文化贫瘠、生存恶劣的社会状况,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城镇化建设为网络的现代社会结构,都市消费文化和休闲旅游文化迅速崛起,同时又保留了形态各异、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贵州社会的整体转型成为众多作家书写的中心话题,如喻子涵的高原散文诗、欧阳黔森的历史小说、赵朝龙的乌江系列小说、王华的家园系列小说、肖勤“贴近泥土”的叙述系列小说、肖江虹的现代性审视系列小说等,呈现了一个具有多种文化特质的“贵州形象”,展现了一个立体多元、不断变化的贵州画卷。他们或关注贵州乡土社会变迁,或关注民族文化在当今社会的意义,或关注贵州社会历史事件,或传达独特的精神家园意识。那么,在文学改编过程中,对这些作品的处理不能因片面追求商业利益而歪曲贵州,也不能因个人偏见而丑化贵州。改编者,作为广义上的“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要在意识形态中“坚守”不容易,但在市场商品下“拒俗”更需要勇气。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反思贵州的问题,去辩证地认识贵州,发掘贵州社会独特的历史演变、文化底蕴、人文情怀和民族风情,审慎处理贵州文化的符号表征,力争在媒介的拟态环境中锻造良好的“贵州印象”,这也是当代贵州文化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二、文本二度生产宗旨:突出贵州符号的象征性价值
    文学改编是对文学作品的二度生产,其文本符号系统与传播媒介特点紧密联系,不同传播媒介适用不同的传播符号形式,如广播剧突出声音符号,电影电视突出动态图像符号。近年来,文学作品是影视工业发展极其重要的选材资源,也是制作优秀影视作品的重要前提,所以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的速度呈倍增趋势。影视艺术符号传达意义的方式与文学作品文字符号有着显著差异,前者将形象直观呈现为具体对象,而后者塑造形象则是间接的抽象的。当然,影视作品对心理、神态和梦幻等问题的处理达不到文字符号那么细腻的程度,只能借助空间转换使之成为具体可感的实物对象。如肖勤小说《暖》写小等死前离开庆生家时的绝望:“巨大的恐惧铺天盖地地朝小等袭来,无边的黑夜和呼啸的风声、刷刷的雨声像一张周密合缝的巨网,它敞着大口子,蓄谋已久地盯着小等……”[3]30这段文字充满着诡异色彩,与小等内心的恐惧是一致的。如果要想转化为影视语言的话,虽然也能借助众多的现代视听技术予以表达,但受众的观影感受与阅读所获得的体验,仍存有差距。正因如此,我们应该突出文学二度生产中符号系统的象征性价值,这样才能反推文学文字符号的影响力,促进文学发展。
    作为当前贵州文化形态的总体性命名,贵州省委宣传部提出的“多彩贵州”具有多元、和谐、原生态的总体特征。具体地说,“多彩贵州”是一个以贵州原生态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关系、多样文化生态、多种文化现象、多类产业样态涵聚的地域文化概念,具有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为突出“多彩贵州”的品牌价值和建立贵州文化的显性识别符号,笔者从符号经济学角度提出“五色”概念作为补充,即“原色”代表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古色”代表贵州历史文化、“红色”代表长征文化、“绿色”代表贵州茶文化和民族医药文化为主的绿色文化、“白色”代表贵州水系文化”。“五色”是“多彩贵州”文化内核和品牌推广在跨媒体传播中的显性识别符号。“多彩贵州”作为一个不断完善的文化系统工程,由点及面、由主到次地推动实施,不失为当前形势下扩大文化品牌效应的可行路劲。贵州丰富的原生态民族村寨、原生态文化习俗、原生态艺术在国内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十七个世居民族及各民族文化分支的多样性,是文学书写和文学改编的丰富宝库。贵州历史悠久,与中原文明一样古老,各民族的迁徙演变、历史延续以及民族间在大一统趋势中所涌现出的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乃至在民族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饮食习惯、风俗节庆等,每一个深邃的历史场景都展示着贵州悠久的文明,有着同样可歌可泣的书写价值和改编价值。如:代表“绿色”文化的黔茶和苗医药,在工业化汹涌如潮的今天,依然在贵州高原坚守着古朴而符合生态环保的生活观念,这种独特的绿色文明和生态意识在国内独树一帜;贵州的“白色”文化凭借地理优势条件,在高原上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河流、天然的湖泊瀑布,造就了丰富的水利资源,构成贵州独特的水系文化,也形成了贵州独特的白酒制作工艺。这些山水相依,人文胜境的五色文化,正是“多彩贵州”文化建设中亟待释放的宝贵遗产,它不仅是新时期贵州自我认同的文化符号话语和精神象征体系,也是包括电视散文创作在内的贵州文学二度生产的可识别符号系统。
    在跨媒体传播背景下,改编的重心要突出贵州符号系统的文化象征价值。林兴宅认为:“当代的象征理论不仅把象征看成是一种表现方法或思维方式,而且把象征当作人类的文化行为,当作人类的存在方式来研究。”(林兴宅《象征理论及其审美意义》)也就是说,人类整体的文化体系都是象征的,如鸽子是和平的象征、红玫瑰是爱情的象征一样,这些象征不是事物自身具有的某种性质,而是符号与意义之间形成的某种阐释模式,使人通过可见符号体会到不可见的意义。“多彩贵州”文化中的“五色”显性识别符号在进行跨媒体传播时,其象征性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五色”代表着贵州高原文化的突出特色,尽管不是具体微观地细分,但却能树立贵州文化在传播领域中的文化识别体系,这是当代贵州要寻找新的文化舆论话题的结构性内容。其次,它暗含着贵州社会历史、文化、民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营造和谐团结的社会氛围、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多彩贵州”文化可感可辨认的标示,也是“内涵式”发展多彩贵州必要的文化储备和文化输出的来源。再次,在大众媒体消费意识中,集中突出特色优势,为文化的消费及文化符号的附属价值提供了展示平台,为贵州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传播窗口。最后,贵州文化识别体系通过跨媒体传播具有放大的传播效果,为形成新时期的“贵州精神”具有重要的感召力,彰显“多彩贵州”文化的丰富内涵。当代贵州文学对贵州社会生活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深刻性和抽象性,通过改编,在跨媒体传播中突出“多彩贵州”显性识别符号体系,一方面实现了文学参与当前文化建设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引导着文学创作形成传播环境中的聚群效应,催生更多的文学精品。
    三、经典历史题材作品改编策略:影视化
    在当前文化消费热潮中,历史题材影视作品颇受关注。“毋庸置疑,在视觉时代注意力经济充斥和占据着人们眼球的当下,作为文化产业中坚力量的影视传媒产业,它的影响力是非凡和巨大的。依托影视产业拉动文化产业乃至贵州省的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无疑是一个新颖之举”。所以,当代贵州文学中历史题材作品改编的走向应朝影视化发展,利用文化消费市场的顺势力,在媒体间形成关于“贵州制造”和“贵州故事”的话题。在影视化改编中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即还原历史场景、凝聚文化根基、弘扬贵州传统、指引现实创新。
    第一,还原历史场景。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进行的,脱离具体的历史场景,事件的真实性、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历史价值也会大大降低。文学文本中的历史是作家通过文字符号传达一定观念的历史,或者说是符号化的文字历史。所以,在影视改编过程中,需要将这些符号化、观念化的抽象文字历史具象化为观众可体验的视听历史场景。无论是宏大叙事的历史,还是民族群体性历史抑或个体化历史,没有具化的历史环境或历史场景,都让人难以深入去体悟和理解。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3]14还原历史场景的目的,不仅在于虚拟还原历史事件本身,更在于让虚拟场景中历史借鉴价值作用于当下社会,并使之生发新的意义。当代贵州文学中的历史包括单个民族发展史、民族融合史、贵州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宗教等专门史,也包括非原生性事件在贵州的发生发展史,如红军长征历史。众多的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共同编织了贵州社会发展进程和历史图景,其相应的历史作用需要放置在超语境的“三维”社会时空下才能让公众做出“在场”的合理评价。在影视艺术处理过程中,使场景的时间、空间要与人物行动、语言、心理等形成统一,这才能凸显贵州历史的厚重感和当下意义。
    在民族历史题材的处理上,首先要坚持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坚持主流历史观。如彝族历史题材电视剧《奢香夫人》、苗族地区社会变迁的原生态电影《开水要烫,姑娘要壮》,都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创作出来的优秀影视作品。改编民族题材既要尊重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习俗、文化心理和族群心理,又要将其纳入到整个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去衡量。比如《奢香夫人》,这部电视连续剧以彝族历史上的重要女政治家奢香夫人为中心,围绕水西与周边彝族、蒙古族发生的矛盾冲突,鲜活地展现了彝族内部纷争、彝汉亲和的一段重要历史,电视剧主旨是歌颂“天下彝家是一家”。这样处理民族历史题材,既还原了历史场景,还原了历史人物的真实生活原貌,又再现了历史场景中所彰显出的历史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民族学价值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范价值,同时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当前我国民族内部、民族之间团结统起重要的宣传作用。
    第二,凝聚文化根基。散落在大山深处苗乡侗寨里的贵州历史,有许多并不为人熟知,即使有所了解,也会存在一定的偏见。当代贵州文学在书写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本土寻根色彩。故在影视改编中,在还原历史场景的前提下,还应提炼出有价值的文化内涵,在媒介世界中实现文化传承,夯实文化根基。然而,贵州境内大多数民族有语言而无文字,这导致贵州历史文献极其稀少,难以呈现整体性贵州文化的发展进程。因此,通过改编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使之影视化,既符合民族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振兴本省文化产业使命所在。只有文化根基扎实,弘扬文化、发扬文化的空间和目标就明确。贵州的文化是贵州独特的历史、地理、族群关系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具有不可替代性。
    第三,弘扬贵州传统。贵州历史文化与贵州地域传统是不可分的,在历史文化中,贵州传统精神主要体现为奋发自强、热爱疆土、深明大义、热爱和平。这些传统精神造就了贵州不断发展、团结和谐的社会局面。在影视改编中,强化和深化这些优秀的传统精神,为构筑贵州“精神高地”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以《幸存日》和《云下的日子》两部电影作品为例,前者宣传的是贵州人民尊重生命、坚守工作岗位的精神,令人振奋;后者反映贵州近三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以及贵州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的奋斗历程。这两部作品都尊重贵州历史传统,并延续了这份自强不息的精神。
    第四,指引现实创新。当代贵州文学走影视化改编的发展道路,要发挥其对现实的引领创新的功能。无论是还原历史场景、凝聚文化根基,抑或是弘扬贵州传统,终究是通过关注历史来关注现实。贵州过去的历史曾在强大的中原文化传播中出现了“失语症”,而在目前,西部大开发推进及在贵州省历届政府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奋斗下,贵州已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要地,贵州的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受到高度重视。在这个大好机遇中,贵州历史题材文学作品走影视化道路,不仅能让更多人直观地了解贵州、认识贵州,还能提升贵州的文化内涵,从文化产业发展方式上实现创新,推动贵州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四、贵州散文诗改编策略:声像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贵州散文诗轰动全国。贵州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古色淳厚的人文历史,激发了贵州散文诗作家无穷无尽的灵感和书写的冲动。磅礴的乌蒙山,秀美的清水江,吸引着省内众多作家写下很多优美的诗篇。贵州散文诗走声像化传播道路,有利于放大这些符号化山水风光的感召力。所谓“声像化”,即指在传播中将信息制作成声音、图像、画面等新的符号体系的艺术化处理过程。由于散文诗具有情感强烈、想象丰富、语言自由等特点,适合采用以声音为主的传播方式。
    贵州散文诗具有浓厚的贵州地域色彩,是“基于地域根性及地域文化体系而进行诗性话语转换与传达的一种现代诗歌,主要包括民族地域的风光、风情、风物、风俗的渲染与描绘,地域民族的生存、生产、生活和创造的歌颂与赞美,地域文化和民族性格、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彰显与弘扬,民族的历史轨迹、文化特征、发展现状和对未来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喻子涵《民族精神的崇敬与地域文化的书写》)因贵州散文诗蕴含深刻的母语文化特质而显得特立独行,备受关注。贵州散文诗改编要从抒发大山情怀、传播美好自然、重塑人文景观三方面来进行思考。
    第一、抒发大山情怀。贵州高原大山林立,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之间的交往传播相对缓慢,大山成为贵州民族文化发展多样性的自然屏障。正因为如此,作家所体会到的大山情愫千差万别,有的吟咏大山中的日常生活,有的吟咏大山中的爱情,有的吟咏对大山的崇敬之情。喻子涵在其代表作《孤独的太阳》中写道:“挺立于断崖之上既离不开他们又憎恨他们的欲望之猛虎,你的眼睛放射着宇宙的奥秘,你的牙齿悬挂着人类的真理,你那轰动宇宙的吼叫敲开他们昏暗洞穴的石门,唤起他们千年的沉睡吧!”[4]133耿林莽先生这样评价道:“他的散文诗所以大气,便出自于这个(概括性或代表性的意象表述)立足点,这个个人视角,这个胸怀人类,独自与天地往还的人与大自然的对应、对视、对话的高度上。”[4]2从声像化传播效果来看,声音和大山人家生活场景、民族情怀相互辉映,比文字作品所激发的想象更加逼真,能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大山不仅是自然客体,也是改编者审美意识的指证。热爱大山,抒发大山情怀,易于在媒介世界中凸显家园认同意识。
    第二、传播美好自然。神奇的喀斯特地貌、耸立的峭壁跨桥、缭绕的云山雾雨、茂密的原始森林、古朴的民族村寨、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泊、奔泻不止的大小瀑布,这些都构成了贵州美好的自然风光。它们滋养着贵州散文诗作家,使之形成独特的艺术气质。作家以自然来关照人的生命及其价值,使美好自然与生命追求融为一体,显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在声像化处理中,低缓而轻柔的朗诵,加之相应的声响音效,能调动受众的主观情思。在倡导绿色生态旅游的当下,将散文诗改编为声像艺术品进行对外传播,一方面彰显了贵州美好自然风光和贵州人的精神气质、文化特色,另一方面拓展了生态旅游的人文空间,有助于景点开发和旅游线路推广。
    第三、重塑人文景观。郁达夫曾言:“江山也要文人捧。”贵州优秀的散文诗作品书写了大量历史古迹和风景名胜,在文学世界塑造了一系列贵州人文景观,并表现出抒情主体浓重的回归倾向。这些被书写的历史古迹和风景名胜远离喧嚣的都市,成为作家坚守家园的象征,成为诗人精神脊梁的化身。在声像改编过程中,将抒发大山情怀、传播美好自然与人文精神的展现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客观的自然山水风光,还是人造的景点风物,都应突出其人文价值,将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精神的诸多价值融合进去,产生立体人文价值的多面向呈现效果。将贵州散文诗进行声像化符号转换与传播,重塑人文景观,是展示贵州异域风情、高原大山文化的手段,为打造贵州“文化名片”提供重要的影像资源。声像化传播能使域外大众转变视角重新认识贵州、想象贵州,能让更多人的思考贵州历史、地理、民族风情、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贵州散文诗的声像化传播是域外大众接近贵州多姿多彩文化的有效途径。

余 论

    新世纪以来,贵州文学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从国内影响力和文化感召力的角度看,依然显得非常微弱。其发展问题也成为诸多贵州省内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徐新建、徐成淼、苑坪玉等人均曾撰文探讨,但都忽略了在文化全球化、传媒化、产业化的现代性图景中,传播即存在,存在也即传播,传播意味着一切,一切在传播中生成,不在传播中发展,就在传播中淘汰的残酷现实。倘若我们不考虑跨媒体传播对当下贵州文学生存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仅从“纯文学”角度探索当代贵州文学的发展问题,未免失去了现实支点,难以找出恰当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媒介传播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生存生态,没有进入传播场的文学是难以引起关注的,更遑论发展。另外,跨媒体传播使得文学阅读方式发生改变,文学日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消弭了文学的边缘化景象。文学的审美性与传播载体的物质性相结合,成为当今社会文学消费的一种突出特征。从这个层面讲,文化日渐显现其作为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引导功能。因此,当代贵州文学要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提高其文化影响力,就要根据不同媒介的特点,通过改编转换文学符号系统及文本存在样态而进入传播领域,彰显其“在场”价值。这对打造“贵州印象”,


参考文献:
[1]赵勇. 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的转型之旅—新世纪文学十年抽样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0(1).
[2]肖勤.丹砂[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3]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喻子涵.喻子涵的散文诗·中国皇冠诗丛[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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