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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青年女诗人的生命立场

2020-5-6 16:24|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393| 评论: 0|原作者: 淳本|来自: 贵州作家 微刊

摘要: 贵州青年女诗人的生命立场淳本一直想给贵州九零后的女诗们说点什么,因为我们都不是中国诗歌的局外人,我们一起在参与中国现代诗的历程,是组成它的庞大基数。因为出于对诗歌真挚的爱,又仰仗年龄关系,才敢对她们有 ...

贵州青年女诗人的生命立场

淳本

一直想给贵州九零后的女诗们说点什么,因为我们都不是中国诗歌的局外人,我们一起在参与中国现代诗的历程,是组成它的庞大基数。因为出于对诗歌真挚的爱,又仰仗年龄关系,才敢对她们有所臧否。

现代诗歌与旧体诗不一样,由于它成诗的特殊性,使得写作者对于年龄的依赖越来越小。但基于写得越多越容易形成套路,越容易思维固化的特点,新鲜血液的加入,便犹如在一潭死水中放入了一群凶猛的鱼,那种活性的激发,是这个诗坛最需要的东西。因此,年轻人的加入,一直倍受关注。我也特别喜欢看后生们的诗歌,特别是九零后,喜欢他们对语言的触摸方式,喜欢他们在文字中不拘一格的想像与飞升。但对贵州这批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我一直知之甚少。直到去年赵卫峰老师邀请我去贵阳参加了一个诗歌讨论会,才知道有这么多年轻人又形成了新的诗歌力量,在这条路上前行。这次,选择这九位年轻女诗人作为谈论对象,是想从她们的文本中找到我们彼此交流的方式,至于那些表面的荣耀,我并不看重。由于我也是个写作者,而非评论家,只能从写作经验与阅读经验去说出我的看法。且无意对谁褒贬,当然也不会吝惜我的真情。

女诗人的诗,一直是组成中国现代诗这个群体最丰富多元,最灵活善变的因素。这些,我均在贵州这群女诗人身上看到了,其中有直率热情的严小妖,有天赋灵性的熊生婵,有颇具古典精神的何瑶兰,有西风中长大的王冬、蒋在,有传统抒情型的芒草、儿茶、刘安倩、贺泽兰等等。阿多尼斯说:“诗人应该持守一种生命的立场、存在的立场”,而我也在这些女诗人身上,看到了她们特有“场”和“生命力”。

 

   严小妖是89年生人,我将其归为90后,皆因在贵州的女性诗人中,她有完全不同于80后那种温吞的烈焰。选择小妖,不是因为她身上的话题,而因为她的浓烈与纯粹。我不喜欢为诗而诗(不懂小妖的人可能会这样说。)但当你看到她的诗里那种特有的纯情与执着,或者说是执拗,一定会改变之前的看法,为之所动。如“你想见我/我就在/你不想见我/我就远远的在”。(《省油的灯》)短短四行,却昂扬而坚定。这种“在”,在诗里,是小妖式的爱,在诗坛里,是小妖的生命力。

小妖的诗一直轻而狠。轻是指词语拿捏,狠是指情感。所以,她总给人来势汹汹,自恋而多情之感。读她的诗,就像看到一个顾影自盼,眉目传情的小妖精,让人喜爱又心生忌惮。之前说过女性诗歌正因为有了她更为丰富的样貌,才会独立于男性诗歌之外,否则,就会被淹没。而小妖身上的这种生命力与存在感,是贵州青年女诗人不可或缺的力量。她的直爽与坦诚,也很打动我,她说:“孩子,母亲,老公,爱情,短诗,情色,醉酒诗(我大多诗写于酒后)可能就是大部分的我吧。”她说一个人不可否定过去。我想,也许就是这种坚定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肯定,使她诗歌呈现出一种特有的飞翔之势,不管你喜不喜欢,小妖就是她自己,可一个人,为什么非要成为别人眼中的自己的呢?小妖是坚定的口语派,但她的诗并不口水,在内在逻辑的推动上把握得很到位。在语言上,她有一种强行突破的能力,这很难得,是一个人对诗语言独有的领悟。小妖说她只有在诗歌面前才是随性的,但我想说随性是自我展示的态度,而不是写作技巧,所以,要注意一下在诗歌面前,严谨和随性,并不冲突。还有,很多女诗人不自觉地将诗歌归于“自娱”,小妖也是其中之一,这种自我中心的书写,有趣而多姿,但也要注意多层次的抒发。

 

第一次看到熊生婵的诗,我很吃惊,这个两千年生的孩子,绝对是贵州女诗最有可能性的将来之一。对于这种喜爱,我是不吝多言的。她对语言和生命的那种直觉,显得奇异而有活力,并且充满启迪。

诗歌最有魅力的部分,正是语言使用时的意外,这在熊生婵的诗里得到最好的呈现。她观察事物的角度,对意象的组合,对事物的解构,均有自己的独特性,而最关键,她有不同于自己年龄的冷静。如果说一个未足二十的孩子具有天生的敏感,我们都不遑多论,但她却很冷静地在叙说,这很奇妙——这种奇妙充满了透明和通透(并非成年人那种自以为是的通透)。她没有一般女诗人向内的重述,或许是她还太年轻,没有所谓的历史可叹息,所以她的眼光都是向外的。她新奇地看着这个世界,冷静地观察和呈现,语言充满摩擦力和流动性,闪耀着幽蓝的小火苗。比如她说“在山顶等待日暮,狂风清扫可疑的白”,这“可疑的白”是什么?是人之初的纯真,还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让人好奇的同时,这种语言还在语义上充满着断裂的余味,溢出很多可联想的物。而下一节关于“马匹”“有生之年”以及“褐马黑马白马”的说法,显示了小女孩的知识面与重构能力,让人联想到公孙龙的“白马论”,但熊生蝉并没有简单地将这种思想结果挪用,而是使用一个小技巧让“白马”等同于“褐马黑马”,揭露了事物的特殊性在生命的宏大面前,不值一提。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和作者的出发点是否一致,或许她只是灵光乍现,便迎了上去,是诗歌自己找到了她。而作为读者,怎样理解,那要就要看你如何调动你的有关记忆与累积。而一个小姑娘,能够触发到这些机关,着实是让人感动惊叹。她在用语言创造一个独有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也同时接纳着更多的人。基于这一点,她的诗歌沉稳,有开放性,熟练而自在,不可多得。

当然,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何况一个如此年轻的诗者,她在充分展现自己的灵性之时,也会不小心露出一些不足的小问题,比如结尾处理时,怎样让气口不往下掉,不要刻意地去戳穿,诗人怎样让位于诗歌本身,这都是该思考的问题。

 

何瑶兰的诗充满自足性,和女性意识中虚构的美感,这一点,让她的诗奇诡而清凉。这在中国七零后的诗人身上有非常强烈的印迹,没想到在九零后身上又重现。何瑶兰在诗中,一直化身为另一个她,反复吟唱、诉说,久而久之,便将这种人世薄凉变成了一种情怀,从某种意义说,这是传统文化在诗人内心的折射。身在传统文化这个巨大的“场”中,诗人所获得与传播的精神向度是不由自主的。作为一个女诗人,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是对抗还是交融,主要看你如何去认知。而中国更多的女诗人,都是选择主动臣服(融合),然后再在其中找自己的位置,最终在诗歌里将这种恍兮惚兮的神秘感营造出来。是的,她们更热衷于“营造”和“呈现”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去对抗和揭露。何瑶兰是这其间的继承者,她找到了自己心灵交付的手段,这很好。我一直认为,现代诗不应该孤立于传统,作为一个中国女性,应该有自身文化符号的反射点,当然,这很难一言蔽之。我终究也只是个诗歌写作者和观察者,而非评论家。就自己写者经验而言,如果摈弃与身俱来的文化经验,其实是很难去重建另外的精神文化经验的,以至于写出的东西会不会成为另一种文化的延续,我藏着深深的疑问和警惕。而像何瑶兰这样的写作者,将从旧体诗歌(或者文化)中得到的营养植于新诗中,形成新的生命体验和写作风格,既新鲜又熟悉。她的诗歌即是对世界的呈现,又是参与世界的一种方法,像是梦境,也像是呓语。她将女性内心天生的脆弱与灰色部分用这种摇晃的语调来打开,像是对自己说,也像是对别人说。正如她诗里“她用红毛线在脖子上缠了一圈/她用红毛线在肩上缠了一圈/她用红毛线在腰部也缠了一圈/她把自己缠得紧实又不乏柔软……”这不仅是诗歌里的“她”在缠绕,也是梦境里的“她”在缠绕,她用诗歌将旧的自己在解构在消失,又重建另一个自己。而这种写法,如果能提升到心灵更高的地方,对外部世界的反射更为广泛和深刻,将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王冬的诗有着不同于其他女性诗歌的纵横感,有深深的西方诗歌的印迹。我才知道,她原来是作翻译的。第一次看她的诗就是在一个专门介绍西方诗歌的平台,叫“一朵花儿红了”,当时就觉得这个作者的诗比较成熟。所谓耳濡目染,王冬应是深谙西方诗歌抒情叙事的传统风格,在意象使用上,不是中国传统的直觉和写意,而是如庞德所说的“漩涡”般的集结和重叠,更重演绎和再现。她的诗,往往是很多意象累加的效果,让人措手不及,或者说,让人一时缓不过劲来。在语言上,则偏重于散文化,使得语气上有拖长后的延伸感。因此,王冬的诗歌,意象密集,充分调动了五感,是知性认知与情感建构的外在“象”的呈现。这些手法使得王冬的诗像缓慢的水流,蕴含着无数可能性,同时又形成很多遮蔽,也形成更多停留,而这种停留又给读者带来了更多的思考与回味。这样的叙述策略,相较来说比较纠缠。在目前口语盛行的情况下,会显得有些有点独立或是不同。在我来说,喜欢各种诗歌技巧的尝试,认可综合写作为诗歌写作的自然状态,所以,我反而认为像王冬这种写作方法不仅仅只依赖直觉而存在,更要求技术,是一种能力的体现。

只是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将技术变得更自在,出入无痕迹,所谓“天地一指”“万物一马”,我们融入其中,与天地为一体,方为快哉!

 

贵州青年女诗人中,蒋在可谓年少成名,诗歌小说都很有见树。她的诗冷静、自在、舒适,有自己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诗风简明清晰,不拖沓的同时她也有着九零后特有的思绪比较游离的特点,让诗语言充满了不确定性。她的诗在叙述策略上从小说中吸取了养分,比如《生的时候只想着生》,作者将故事情节抽离成一个个镜头碎片,使得诗歌有了较强的画面感,也就有了可延伸的去处,故事的张力也就此出现,留给读者的空间很大。这种很现代和先锋的写法,也带着典型的西风印迹,蒋在在注重情节呈现的同时,在技巧层面也有自己的心得。但是,用母语写诗的语言意趣问题,我想,在技巧日臻成熟的时候,大家都应该多思考一下。

 

芒草的诗有着典型传统女诗人的唯美、古典、雅致。将每个情节铺叙到最丰富,让诗歌在有序中呈现古典的意境之美,语言接近散文化,因此,整体诗歌会显得轻松自足,这无疑是现代中国女诗人最擅长的。这种传统同样来自于古典文学的启迪,传统抒情诗的教诲。而这种典型的传统女性内心也极其细腻敏感,伤春悲秋,“升腾的茶叶”“一根头发无声的掉下来”都会让诗人浮想联翩,都会成为一首诗。而在技巧上用得更多的,是将传统诗词直接移植的这种本领,几乎是这一类型女诗人最喜欢做的事情。“小荷才露尖尖角”“谁家玉笛暗飞声”“月过津渡,雾罩清涧”,信手拈来,即能成诗。这样的诗歌受众较广,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普及得较好有关,但这样也容易将现代诗写成古诗翻译,这是大多数此类诗风的人容易落入的陷阱。所以,这一类诗歌风格的人最需要思考的是诗歌现代性这个问题,这也是大多数女诗人共同面对的问题。

包括儿茶在表达上也与芒草类似,刘安倩与贺泽岚虽然没有明显古典语言的运用,却没有从传统抒情诗的氛围中走出来,仅停留在情感的表达与古诗词意象的运用,而不是制造语言的横断面,让现代性从中溢出。这和我们所受的教育有很大关系,也和我们对现代诗与中国传统诗歌的衔接思考有关系。抒情是诗歌的基调,而这些女诗人都拥有着最细腻丰富的情感,扎实的文字功底,唯一需要的是去打通诗歌现代性与传统之间那座神性的桥梁,去找到二者之间共同呼吸的“气口”,这将是一项任重道远的诗歌工程。我也相信,她们一定会找到最好的突破口。因为,她们是中国现代诗最大的一个类型群体,她们不仅是贵州,也是中国现代诗的未来,在延续传统诗歌和文人精神的同时,获取现代诗的新鲜密码,或将成为中国现代诗最有可能性的一群开拓者。

当然,贵州九零以后的女诗人众多,这几人或许不足以代表,但却大体展现了贵州女诗人在类型和风格上的丰富性。至于欠缺之处,这需要向国内外众多好诗人多学习多思考,自己也要坚持多写多练习方能达成。

以上皆为个见,不足之处,请谅解!

淳本:网名淡若春天,黔人。70后,居贵州凯里。出身书香,以为诗即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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