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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与贵州少数民族新诗构建(评论)

2020-8-17 15:15|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263| 评论: 0|原作者: 赵卫峰|来自: 贵州作家·微刊

摘要: 世纪之交以来,文学及诗歌的生成与传播渐进到新的界面,贵州地区青年一代少数民族诗歌应时茁壮,对时代、社会、民族文化传统的辨识不断深化,传统、地方、民族文化的更新与主流、时尚、流行文化的对立统一得到良好融 ...
世纪之交以来,文学及诗歌的生成与传播渐进到新的界面,贵州地区青年一代少数民族诗歌应时茁壮,对时代、社会、民族文化传统的辨识不断深化,传统、地方、民族文化的更新与主流、时尚、流行文化的对立统一得到良好融汇和新一轮激活,少数民族诗歌文化生态凭添新的构建可能与变化。

一、继承中的多样呈现与“民族文学”版图的扩容充实

网络环境对于中国诗歌少数民族部分及贵州部分的交流、激发与推进的巨大作用有目共睹。传播环境对于少数民族诗歌发展的作用似可有广狭义之分,前者包括新型传播工具对少数民族诗歌传统部分(古歌、山歌、民歌、情歌等和本民族语文创作的泛诗歌类)的跨时空普及,也包括对其艺术化的再整合;譬如被喻为“天籁”的侗族大歌,已可用光电音像等定格、留存和延伸合成,进入更宽泛的传播时空,同时又构成“新的”民族文化与文学信息,进入随时随地的生活、学习、社交时空。这种融汇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的大众性传播作为基础环节,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环境的再塑造及完善、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有着程度不一的促进作用。本文所涉“少数民族诗歌”指黔地户籍及使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诗人及其诗作。

相较往昔,网络促进了文学及诗歌的普及程度、传播速度,传播内容及方式更加丰富,对于文学这也是共性的变化,另个前所未有的变化是跨时空跨地区互动成为可能,这使以往受地理距离、文化交流、交通联系制约的区域文学环境发生新变,也能让诸多相关文本能较多较快地呈现。近二十年来,在众多传统纸媒之外,各类新媒体多媒体平台亦涌现若干少数民族诗人或作、或编、或评读的身影,诸多诗书或相关自主出版更是直接命名民族文学主题,或以民族诗人、少数民族诗歌等类型写作为主。类似局面除了体制力量还包含着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诗人、有识者的自发性、民间性的支持参与,如此,写与读的自主性相对得以实现,诗歌意识、自我意识得到彰显,各民族文化基因随着现时的诗意得到大面积普及、融汇与提升。

传播对于文化、文艺、文学,尤其对于多种传统局限里的少数民族文学与诗歌发展更为关键,在渐进的认知实践过程中其重要性渐成共识。不妨以“贵州”和“苗族”视之:民间口传文化方式曾是前辈创作者最主要的“源泉”,其写作充满鲜明的“原生态”民族文化痕迹,如苗族作家伍略在浓郁的黔东南苗文化环境里生长,1954年,他依据儿时记忆的民间叙事诗《蔓朵蔓萝花》改写民间故事《蔓萝花》,并先后被改编成连环画、京剧、舞剧、舞台艺术片,在国内外产生影响,多层面的传播使反映苗族青年男女反抗封建压迫争得婚姻自由的《蔓萝花》不仅成为作者成名作,亦成为苗族文学、民族文学及贵州文学的著名标志,深入人心。《蔓萝花》甚至一度成为香烟品牌,在新世纪这一名称仍然鲜活,不断翻新入驻新媒体、多媒体平台,或成为流行音乐组合名等。在贵州,各代苗族小说家石定、吴恩泽、龙潜、龙岳洲、韦文扬、赵朝龙、罗漠,散文家完班代摆、杨村,诗人和散文诗人潘俊龄、欧骁、吴胜之、龙建刚、龙险峰、龙金永等立足于“苗山”文化资源,围绕人文历史、自然景观,民族风俗,共同构成了可观的苗族文学风景线。

新世纪以来,与大传播环境互惠相辅的青年一代苗族诗歌更在承上启下的行进里,产生诸多如形式建设、内容开拓和思想观念的递进变化。变化也使生于70年代以后的诗人的表达与前辈渐有距离,又相应如平行共进之轨。传统媒体时代,从题材及主题看,早期写作者趋向于“山寨火种”、“火车开到苗家寨”“山间铃响马帮来”等反映翻身作主、民族命运思考、社会主义建设、感恩意识等方面的呈现,乡土气息和民族文化记忆表达不仅是基本精神资源且常是文本的主线或“中心思想”。

地域的、民族的文化营养及本民族文化文学前辈的开拓,无疑有效地成为后进的参照,也帮助和促进着年轻一代的审美方式、情感诉求、道德伦理辨识的多维及多样实践。从70后诗人之西楚、淳本、阳正午、予衣、苗裔,80后之吴治由、吴玉荣、木郎、冉小江、子淇、马晓鸣、李金福、黄成松、龙仙艳、龙凤碧、曾南雨、刘燕成、肖仕芬,90后袁伟、宋素珍、贺泽岚、树弦、杨雪、孙敏等的创作看,其文本已非民族文化单纯线性呈现,他们的写作情理兼容之际,哲思与生态意识有机融洽,富于地域性、先锋性和前瞻意识。

如果说早期苗族作者的行进是一种立足山乡、从乡土民情出发、以点带面的对外环境、大环境的探测,后期的与数字化时空关连密切的青年作者则在此基础上更多现时观照,触类旁通,自我及主体意识增强,情理兼容地对应着新世纪以来的时政环境、生存空间、生活方式、网络传播等诸种变化。

这种主动的“对应”也是理性的“应对”或出击,并在过程中不时“回望”。新传播环境的生成与发展不仅有力地冲击和充实着年青一代少数民族诗人的思想观念,诗歌观念,也使之成长更加丰满:他们拥有既有民族文化内容与形式,同时又能即时地参照吸收其他文化,对于主导性的汉语诗歌的“覆盖”,也有着拨动作用。新世纪以来,苗、侗、布依、土家、水、仡佬等具有“贵州性”的世居民族及穿青人等均有才俊层出,如70后的刘兴华、朱良德、冉光跃、潘利文、伍小华、张野、段胜高、伤痕、王富举、姚瑶、杨启刚、张仙洲,80后的徐源、非飞马、朵孩、陈德根、冉小江、潘鹤、冰皑、若非、罗逢春、韦永、尚远刚、李建华等,他们多种多样的写作既有现代意识,又不乏特色的地方性和民族意识,在对传统和现代都市的寻找与反思中,民族性现代性兼容并包,呈现出独特抒情气质和民族文化新建与传承的担当。而90后及00后一代的贵州各民族诗人数量更多,与“网络”几乎同步生长的他们以一种自在、自信和高起点的可喜貌状涌现,如曾入龙、袁伟、文锋、陈再雄、吴天威、鲁海、野老等出版诗集,继徐源参加《诗刊》青春诗会之后,宋素珍、袁伟、贺泽岚等亦先后参加《星星》《中国诗歌》等主办全国诗歌性诗歌笔会等,另如陈民华、何瑶兰、邹元芳、许杰鸿、王近松等亦先后荷立,引起关注;去年我与颜同林编选《贵州90后诗选》之百位作者里,少数民族占了半数。

总的看,每一年龄段均有少数民族诗人脱颖而出,稳步跻入全国性诗歌视域,或以可观成绩成为各民族诗歌骨干。应该说,50岁以下的贵州少数民族年轻一代诗歌相对更为自在,更能主动性地对外向远;他们的文本仿佛是将碎片般的时光印象剪裁组合成艺术化的语言蜡染,且能以文字作囊,多维地揉和如影像、新媒体、地方传统及民族文化等各种“语言”。也就是说,时代变迁,身心位移,观念复杂变化,却并非断裂或脱节,数字化传播环境之益也正在于此:它的运行当然并非为了拒绝“传统”而是在其基础之上的认知与观念更新,它也并非为了扩大各类文化的差异而是在其基础之上重新理解和融解。从近年来成绩颇丰的贵州80后诗歌“三剑客”之一的徐源的写作,能充分看到这种综合性的融会→融解→融化之能力与必须。

新传播环境对于贵州少数民族诗歌的积极作用是显然的。当茬茬起点高,兼容性强,善感多思的年轻写作者涌现文学版图,他们的多样写作实则也是对既有“民族文学”概念或印象的充实和更新,同时也包含某种提醒:诸如“少数民族诗歌”表达与“少数民族文化”承载在形式及审美等方面的和谐与矛盾怎么整合处理?或如“他者的”阅读习惯和约定俗成的评判机制该如何应变?

进一步说,“网络环境”对于少数民族诗歌、特别是对于与之伴生成长的年轻一代少数民族写作者而言,生成与发展是变革性的。新传播环境相对解决或改善了往昔少数民族文化文学信息的地理区隔状态,阅读与评判的相对闭塞和单调局面也有明显打破,这意味着创作既能便捷进入共享的传播视域,同时诗人、文本、观念等一旦现身,便都归入到一个更广泛的识别、评判与比较空间。而有比较,就会有自省和进步,就会在翻新中带来更新的希望和生机。

二、实践中的多元融汇与“民族性”“贵州性”认识

诚然,随着盛大的传播,以及对多元多样文化的思考与消化的不同,也会导致少数民族诗歌对民族性的淡化与对民族“身份认同”的规避,以及对乡土性的背离与疏远、因传播的简化泛化而难免的泥沙俱下等,这些另当别论。但需自觉认识和自律。相对而言,少数民族诗歌总体是边缘和“迟到”的,汉语诗歌文化早已形成规律而系统且强大的价值及其评判体系,拥有成熟的美学脉络,随着网络传播环境普及覆盖,如何辩证汲收、科学参照和避免遮蔽与同质化,是今后少数民族诗人与诗歌多样性发展面临和需要解决的。

谈及少数民族诗歌,“民族性”是一个核心概念。在肯定其传承与坚守的同时往往也容易惯性地体现某种保守、偏狭与不成熟。对此有必要观念转变,也就是说,底色依然,体现着一个一类人们共同体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密码还在原来的地方,但在传播环境与诸种环境的变化勾结下,少数民族诗歌“民族性”已然多向度呈示,从中可见扬弃、兼容与跨越。这总体上可视为进步。

网络环境确实(至少表面上)加速推进了这个跨越过程,时而,还会抹平时空距离,改造若干约定俗成的文化心理规定(虽然这往往又似乎是个难以定论的矛盾之题)。而任一区域、群体的“传统文化”如果凝固与封闭孤岛化,它成为有益和长效的传统的难度是众所周知的。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通常需要不断的活力动力,凡先进均拿来都可吸收,同时发扬自我的优点、坚持和更新本土文化的特色与优良传统,二者可以相宜促进,于此亦可认为,强盛的传播环境一方面容易抹平诸多往昔鲜明的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差异性”,但却又可能造就和更新着“民族性”。

我们也已看到,世纪之交以来,贵州各民族创作个体立足于民族根性,其创作不仅保持了文学原创特质,更在特色历史与现时互动中,在多种有益合力下,民族文化的多彩枝叶和民族精神得到别开生面的新一轮整合。正如徐必常在以《各美其美,百花争妍——2019年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综述》文中所言:贵州少数民族创作有着明显的多样性,创作门类涵盖小说,散文,诗歌,散文诗,文学批评,报告文学,网络文学、儿童文学等,创作题材丰富,既与时代同步,同时又完善着民族个性和地域特色。另如《山花》《贵州作家》和贵州省作家协会网亦不断发现、培养和推介少数民族诗歌写作者,如省作协《山花》写作营、贵州文学院民族文学创作高研班等举办,“为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有效地壮大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

上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现代性追求与实践或说对外国经典诗歌文化的汲取促进了自身的进步,种种原因对诗歌的中国化、本土化及民族性特征产生了相当侵蚀,但从大面看,正如中国传统诗歌文化根深蒂固,各民族文化依存特定和相对稳定的时空,保持着顽强的独立、特色和民族根性。这无疑是一种以往易被忽略的优势。虽然,年轻一代少数民族诗歌多有对“民族性”表达的规避,也存在着不再热心于外在风情风俗、地理风物及对意识形态的简单迎合唱和,这可理解为关于“乡土乡情乡愁”等普遍性常规情感变得更复杂多维,更可理解为他们的写作对于往昔的“差异”的辨识已不局限于时政响应、乡土赞颂、身份认定、族群认同等既有类型,而更多在于有益文化、先进文化的容与融。这些情况的存在,亦可视为少数民族诗歌关于“民族性”的表达在经过了“初级阶段”后,逐步有了转化或深化——

一个是对“地方性”的和谐相融。传统文化或民族性存在均离不开特定地域,需要相对的地理区间为依托,一个地理单元又会因此而更丰富多彩和生机。如此,越来越多的民族诗人贴近本地与现时,在一方山水之间诗意栖居,是认识和塑造自我所需,也是求同存异,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进行整合的必须。

另方面,关于少数民族诗歌的写作、阅读与评判辨识,应“整体”视之。“地方性”“民族性”的有效兼容整合,是较好的“文学性”及“个人性”呈现方式及趋势。这也是诗歌文体本身的要求。地方性民族性文化资源优势并未直接具体进入文本表达或甚少,也并不意味着“地方”写作者就毫无联系,人与自然、与特定区域的关系,区域地理和民族文化环境对诗人的作用力、影响力、驱动力,互为因果,潜在且必然;一方山水养一方人,重在养心。

在中国各民族大杂居多散居和小聚居的现实栖居环境里,各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虽然有异,但在大同的生存生活环境以及历史背景中,相对而言亦可谓“地理共同体”之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联系的“文化共同体”。作为“山坳上的中国”的贵州可谓一个多民族文化共生区,全省共有民族成份56个,共同的史地背景、共有的精神与现时的家园、共享的区域文化资源使贵州作家诗人无论是否少数民族,或多或少地在全国文化及文学语境中均带有边缘“身份”或“少数民族”意识,也让他们的诗与思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地理共同体”基础上的“贵州意味”(比如乡土抒情、民族意识、山地情结等)。所以,从另个层面说,体现各有其美、同中有异的贵州少数民族文学更具“贵州性”;或说,在更大的视野里“贵州”就是一个民族,就如一株树,各民族如常绿之枝叶,每一叶片都自有特性,合之则让树自然健壮常青。

“贵州性”,既是本土少数民族诗歌的一种概貌,也是内在脉络。在当下,少数民族诗人拥有与往不同的优势条件,面临的问题、困难也相应更多,如何进行多元多样文化整合,揭示历史与当下生命、生存、生活和存在的艺术真相,捕捉其本质、变化与复杂性,在不断的自我寻找、家园确认、文化寻根进程中促进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更新构建,是一个长期性的核心问题——这,其实也正是“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的必须探问。其时,上述之文学及民族性、地域性、个人性等就自然归汇到诗性、人性这一终极坐标。

自然地理、民族文化传统并不能完全决定诗人与诗歌的生命力,但它对诗歌的形式建设、内容的丰富性与精神气质等有前提性作用;在不断与传统对话、与历史对应、与现时对接的同时,与本土综合环境、民族文化的传承更新相关的“问题意识”会随着滋生;相信当下及以后的年轻一代少数民族诗人会更多持有“问题意识”,在民族文化、异质文化、新文化、主文化、时尚流行文化等的辨识整合中充分发挥文学才能,呈现完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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